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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重渠道的救济2004年左右,王胜全还在最高法任职,那时面对涉诉信访案件增多,最高法尝试进行上访老户案件甄别工作,在立案庭成立上访老户甄别小组,由专人负责甄别上访老户案件,转给相关部门法官审查处理。同时各省高院开展甄别工作。“虽然甄别费力费时,但确实甄别出一些案子。”

闻讯而来的一个71岁的当事人,找到王胜全时说“是不是我们的春天来了”。就她的涉产权纠纷案,王胜全去最高检察院申请检察监督,很快被驳回,“没有调卷,没有答辩,一个人审完材料,盖个章说证据不足。”老太太的心再次沉了下去。《中央产权保护意见》,这是中国首次以中央名义出台产权保护的顶层设计,提出依法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申诉案件,坚持有错必纠,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,剖析一批侵害产权的案例。两年多来,最高法公布三起再审案,还有一起未结,更多的企业家在观望。

农村男女比例失衡是主因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,当前人口性别比失调的情况比较严重。农村婚姻市场中男多女少,是彩礼坐地起价的重要原因。1月21日,2018年人口数据出炉。国家统计局统计,截至2018年末,中国大陆总人口139538万人。从性别结构看,男性人口71351万人,女性人口68187万人,总人口性别比为104.64(以女性为100)。这意味着,男性比女性多出3164万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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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从企业家触犯的高频罪名的差异,可以看出民企和国企的结构性不平等。”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研究中心研究员赵军表示。赵军近年来与他的同事研究企业家犯罪与刑事风险防控,每年发布研究报告。赵军发现,民营企业家触犯罪名集中在涉税犯罪、非法经营、融资类犯罪等,多与企业经营活动相关;国企企业家犯罪主要集中在贿赂犯罪,主要是职务犯罪。他认为,这说明市场经济转型中国家权力对市场的介入较深,国有企业在垄断性行业准入、稀缺资源获取、税收减免优惠、筹融资等方面有先天性、结构性优势,民企面临公权力过度干预或歧视性对待的窘境,两种企业的生存状况完全不一样。比如,很难从法律上找到对民企贷款歧视的依据,但事实上民企面临筹融资困难的现实。从案例还可以看到,当对民企发放的贷款无法收回时,银行职员一般被追究责任,但对国企发放的贷款无法追回时,鲜有银行职员被追责。再比如贿赂犯罪,国有企业家更多是受贿方,民营企业家则多是行贿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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